潮州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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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商帮       潮州人以敢拼敢闯、勤劳、聪明、善于经营闻名于世，先于温州人享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美誉。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外的潮籍商人，民国初出版的《清稗类钞》有一则《潮人善经商》的记述：“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
【影响】：
     潮州人的商业传统深厚，商业才能比较高，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在广东省内各个角落和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很多潮州人在从事商业活动，而港澳、东南亚以至全世界的许多大商人也都是潮州人或后裔。全国的珠宝、音像、电子配件、小商品、玩具等的贸易很大比例都为潮州人掌控，而广东省内各地很多产品的批发和零售市场也都是潮汕人所控制。
【特征】：
     不是靠与官府勾结来赚钱，而是靠善于互通有无来获得利润。不像晋商、徽商一样靠勾结官府、垄断生意来获取利润，而是靠很强的洞察力和生意头脑来实现超前的利润，特别是以海上贸易为主，不但无依靠而且风险很大。
     货如轮转而非囤积居奇。海上贸易和互通有无的生意方式决定了不能拖延时间，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入货出货。
     具有良好的协作精神和商业信用。潮人所从事贸易多具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这就需要高度的协作精神和和良好的商业信用。
     具有很强的艰苦奋斗、向外开拓进取、抓住时机果断决策的精神。
     精打细算，极善经营。
     另外潮商还具有儒家气质，不但讲求信守道义的商业道德，而且事业有成往往不忘贡献社会。而且经商时“打分打厘”，行善时却往往一掷千金。
【成因】：
     人多地少，即使耕作精细也无法容纳众多的人，很多人只能出海谋生或投身商海。
     贸易的历史悠久，经商观念根深蒂固，在潮州商人地位一直比较高，而“小小生意会发家”、“工字不出头”的观念更在每个人身上深深扎根。
      潮州良好的地理位置也是造就潮商成功的原因之一。
     海外潮商的成功这也与移民的时机有关系，当年，潮人飘洋过海多以自由移民的身份进入东南亚地区，而南洋诸国多为蕞尔小邦，文明程度不及中国，这就为潮人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和环境。善贾的传统、不避风险、勇于开拓的优秀品质与这种机遇、环境相结合，玉成了海外潮商。
团结的“自己人”
     出门在外的潮州人喜欢称同乡为“自己人”，尽管他们彼此可能萍水相逢。
      海上航行的凶险，明、清政府对其利益的漠视，海外求生的艰难，都使得潮商分外团结。而团结也为潮商在历次商战中，以小击大提供了最牢固的保障。
     1840年，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自此外国商人开始操控中国市场，中国传统商人日渐式微，晋商与徽商的分崩离析就是此时开始展开。
      但潮商在此次竞争中并没有落败，反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其在中泰米市贸易基础上，扩展了近代汕(汕头)——香(香港)——暹(泰国)——叻(新加坡)的国际贸易圈，并且处于垄断地位。而正是这个广阔的市场，为潮商提供了与西方商人竞争的雄厚资本。
     为了与潮商争夺该地区的航线，外商开始引入汽轮，与潮商的红头船一决高下。为了保住潮商对东南亚的贸易生命线，由泰国潮商郑智勇倡议，泰潮商于1905年集资创立了暹罗华侨通商轮船股份公司。后来为了变华人为外轮顾客为外轮主人，潮商开始租赁外轮或代理外轮的船务，几个回合下来，外轮终未能分到该航线的一杯羹。汕—香—暹—叻航线的保住，使潮商在此区域保持了主流商业地位。
     分散各地的潮商，通过极具现代管理机制的潮州会馆团结起来，而在潮商内部建立的信用关系网络又弥补了潮商资金的短缺，使其能够抱成团与对手抗衡。对外来竞争者树起高高的壁垒。以潮商在香港垄断米业之战为例，二战前香港米业批发商多为外地商人，于是潮商通过进入大米进口与零售渠道，同乡之间可以赊购赊销，此举使潮商短短几年便占领了香港米业批发业的六成以上、零售业七成以上的份额。
     潮商之间信用关系发展高峰的标志，是潮汕商界内部出现了独立的金融信用体系——七兑票制度。即在潮商内部中通行潮商银庄发行的一种兑票，每票可兑七钱银。以此票为中心，在潮商中凝结为强大的信用力量，在1924年～1925年间国内金融市场币值波动不止，严重影响商业发展的同时，潮汕商业却得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
     1949年后，当挟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的上海商人蜂拥入香港，而此时的香港也因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转口业务一落千丈。做惯了贸易的香港潮商面对香港的经济转型，一时手足无措，一度陷入困境。但有着丰富贸易经验、市场反应灵敏、具有独特开拓市场禀赋、团结一致的潮商们开始在工业化道路上艰难迈步，很快，在塑胶、制衣、钟表眼镜等行业，潮商后来居上，重新从上海商人手中夺回了主导权。而潮商代表李嘉诚更成就了华人创业的不朽神话。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是海外潮商英雄辈出，那本土潮商的黄金时代则有些姗姗来迟。
     汕头总商会会长郑定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中生代潮商。他坐在宽敞的沙发上，挠着头说：“我35岁的时候还是个普通农民。”这个世代生长在潮汕地区一个叫做沙陇的偏僻小镇的农民，离开土地后做的第一份事业是为茶叶厂做铁皮盒，不久他发现卖茶叶比做铁盒更赚钱，于是他也试着收茶、加工茶叶，再以后他发现，将茶叶制成保健品比卖茶叶还要赚钱，于是他做起了减肥茶。就这么，一个农民经过市场一道道的淬洗，终于成为操控几亿资产的企业家。据说，郑现在每周末还要开着他的奔驰车去汕头大学读他的MBA。
     而另一位叫郑立平的潮商则似乎更超脱些，“反正我的财产再怎么排，在潮阳(汕头一个区)也不可能排到前面去，树留一层皮，人留一个名。我把我的学校搞好就行了。”
     郑立平坦承自己8岁就去放牛了，13岁出外当小木匠，然后是“老板、木工、看房子的人一块兼”。几十年下来，他终于掘到了自己的金，但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他却将这几千万全部投入了教育产业。“我的钱等于投到了海里，这几年基本没回报，但好歹给潮阳搞了个好学校。”
     郑立平赤脚坐在沙发上喝着功夫茶，他的办公室就在学校对面，他说他每天都要去看看，生怕那五千多孩子出个意外。
     与二郑相比，张武则属于新生代的潮商，他在大学里读完金融、贸易两个学位后，回到潮州一个以针织闻名于世的小镇上，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一个服装加工厂和千万资产。但他成为新东家后的第一件事是在全世界跑了一圈，这一去足足有一年之久。当许多人以为这个新潮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时，他却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将厂里的产品作了调整，改做高档内衣，全部出口，他已利用潮州人密布海外的联络网，为将来的产品找好了经销商。
     八年过去了，他的厂子已经扩展不止十倍，并在海外设了十几个代表处，“只要是经销高档内衣的外商，肯定知道我的牌子和我的厂子。”但他一直向记者强调不要说他的名字和厂子的名字，“我不做内销，没必要炫耀，而且内衣行业毕竟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行业，做得再大年产值也就不过一两亿，不值得说。等我开拓中国市场那天，我再曝光不迟。”
   
     “红头船”上的商业人格
     尽管与晋商、徽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但其海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前两者截然不同。
     与陆上贩运所需的骡马锱重相比，从事远洋运输的海船投资巨大，多则上万两白银，可容百人甚至上千人，而且船上货物价值均在万两以上，商船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清政府禁止商船配备任何武器)，却不得不在海盗与波涛中穿行，其风险足以让人扼腕，但对于潮商而言，却只是“冒险射利，视海如陆”。
     但正是由于这种海上商业活动所具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大商人拥有巨资，他们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由他们出船或出资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赚取巨额利润，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赚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严格的商业伙伴关系。船主从中小贩商的商业利润中抽取商银，抽取程度按盈利大小计算，多赚多抽，不赚不抽。水手收入则根据船东抽银多少而按比分成。一位为自己船上斗殴不断、船员视船上活如地狱而苦恼的荷兰船长，羡慕地评价到：“中国船上，一切完全欣然、快捷、安静、和谐。”
     这种商业伙伴关系，便是潮商群体生长出商业信用及团体协作的最初萌芽。
     与中国传统商人囤积居奇的经营方式不同，潮商随“红头船”转贸各地，必须根据风信定期启航航行，其商业行为必须在短期内完成，这种方式打造了潮商视时间如金钱、注意效率、喜挣快钱的商业品性。
     对于帆船时代，一切航行均由信风做主。5月～9月吹西北风，11月～3月吹东南风，潮商每到一地必须在季风转换之前做完生意，以便季风转换时乘船返回。因此，如果不能在三个月内完成商业行为，就得等来年才能启程返回，于是他们往往采取低价抛售等手法快速出货，这也使得潮商在东南亚市场更具竞争力。被潮商打压得抬不起头的外国商人甚至建议本国政府“应阻止中国人到暹罗和其它地方贸易”。
      潮商与晋商、徽商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各自与官府的亲疏不同。
     晋商的黄金时代始于明王朝的“开中法”，主要将内地粮食运往边陲做官军的生意，从而换取官府的盐引，垄断盐利。徽商更是长袖善舞，通过与官府勾结，垄断淮盐销售，成为明清最富有的商帮。红顶商人层出不穷。但这种靠依附王权而成功的商人，其越富有，对官府越依赖，而其商人的独立人格也越加缺损。
     或许基于此原因，徽商对自己的商人地位并不十分自信，“左儒右贾”是其与官绅交融的最好写照，大量徽商在商向儒?官?，大力培植弟子读书取仕，以至于清时，在山东临清因“十九皆徽商占籍”，使得当地的仕人，对在当地经营的徽商子弟占了录取名额而十分不满，要求官府出面干涉。商对绅的倾慕，其背后反映了商人独立人格的缺乏，及对官府权力的过分依赖。
     而潮商的产生与发展基本是处于官府的压制之下，其从未得到过官府的支持与庇护。1740年，出于对华人、华商的妒恨，荷兰殖民者在雅加达对华人进行了八天八夜的屠杀，其中多为潮州移民或在当地经营的潮商。为了怕因此得罪清政府，当时的荷兰政府还向清廷通报情况，谁知清政府根本不闻不问，视海外潮商如天朝弃儿。
      基于此原因，潮商群体极少发生由商向官流动的现象，商人培养子弟，只求精通文字，专心商业贸易。而无论海内外潮商均有意无意地与政府保持距离，坚持其在商言商的纯粹商业人格。这种习惯保持至今。
     记者曾参加过一次潮汕地区的商会会长会议，当地的一把手也应邀到会，会后在当地一家工厂食堂就工作餐，因会议开得过长，饭菜已经冰凉，这些亿万身家的商人们无一抱怨，欣然落座，而且也没有人提出给领导加热饭菜。而这位在当地企业家中口碑甚好的书记，对自己来去均无人接送，倒也习以为常，“他们开会是我主动要求参加的，是他们给我面子，不是我给他们面子”。
     虽然现在潮州府大地上分了几家，虽然有潮汕商帮之称，但更多的称乎是潮州商会，这是一种根一种情结所在，流淌在每个在外的潮人身上。因为我们都是潮州府的人，都是潮州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要以大局着想，发展经济，团结兄弟，不能再这样子斗下去，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坏了兄弟之间的感情，都是潮州人的一分子，好好为自己地区发展，多做一分努力一分贡献，总比你破坏兄弟感情强。我们要向在海外打拼的潮人学习，好好为家乡多做一点值得的事情，多做一些贡献，这才是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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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发扬红头船精神,为本地发展,做一点点自己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