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再论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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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再论村官  
村官到底是个多大的官？这官儿弹性好得出奇，说大便大，说小便小。跟孙大圣的金箍棒似的。小，可以藏到耳朵眼里，就像一根绣花针，大，可以一柱擎天，顶天立地。
这村官，说它小，小得不入流。前不久，有位村民到法院状告村委会，法院研究后予以驳回。法院说，村委会是村民自治机构，不是国家行政机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管辖范围，故不具备被告资格，不予受理。自然，作为不具备被告资格的村委会的法人代表的村长，也同样不具备被告资格。
从这个意义上说，村长是不怕当贪污犯的，他根本不够当贪污犯的主体资格。因为 村长压根儿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
村委会不但管行政，还管生产经营。事无巨细，全管。连两口子拌嘴，女人生不生娃都管。吃喝拉撒睡，村上的事，村民的事，没他管不着的。管立法，管司法，管执法，管立案，管判案，管执行，管调解，管公证，管得没边没际，跟如来佛的手掌似的。他做错做对都是对，别说《行政诉讼法》，连《行政许可法》对它都八竿子打不着。
它不但管人，还管地。
中国的土地制度为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于是便实际上成为村委会所有，于是，便进一步演变为村长所有。不仅村上的土地，连所有的村办企业，都为村长所当然管辖。于是，村长便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对了，皇上才这么霸气。
这权限想来想去，怎么看怎么像非洲的酋长呢。
村长与酋长的惟一区别，大概就在在理论上不能世袭上了，可也不尽然，你去查查那些被称作“中国第一村”的村子，都成了家族式企业，村长的位子，村委会的职务都已世袭了。
难怪1999年克林顿访华，有人在网上发帖子，说：克林顿你别在美国当总统了，一个莱温斯基弄得你斯文扫地，颜面丢光，总统的位子都晃晃荡荡，你到中国来当个村长吧。
问题出在哪里？
说了中国农村村委会制度和村长制度的那么多弊端，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问题的根子出在我国农村“独一无二”的土地所有制上，出在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上。根据《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分为两种，一是国家所有，二是农民集体所有。
村长这个官儿之所以大到如此程度，是因为农村行政机构设置上的政企合一。而我国城市的“政企合一”，已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得到了近乎彻底的剥离，可农村还依然故我。
“政企合一”的问题不仅导致官员的权力大得无边无际，成为个人权力及在权力基础上的个人私欲极度的膨胀，导致权力失控，形成腐败的病灶，还导致社会结构的畸形，并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障。
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的弊端，出在“集体所有”本身就是一个定义含糊的词。集体所有到底归谁所有？谁都是，又谁都不是。而财产权的所指，必须是清清楚楚的。稍一含混，便会生出许多事来。
对土地的“集体所有”，就是“农民”，即“土地承包人”所有，可实际上的情况却是村委会所有。土地到底归谁有，理论与现实是两张皮。而且胳膊扭不过大腿。
‘农民集体所有制’这个词本身就是模糊的，到底哪些人是农民，多大范围，哪个农民有多大权利，不知道。结果这个权利就被村民委员会、镇政府他们当上所有者了，但是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是经营管理者不是所有者。

村委会制度与征地黑幕
中国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制度的弊端，还集中地表现在征地问题上。
中国农村最大的腐败来自征地，中国农村最黑的黑幕莫过于征地黑幕，中国农村最高的机密莫过于征地的地价，中国农村乡政府和村委会最能鱼肉农民的劫掠手段，莫过于低价征地。
每次低价征地，都有一大批一夜暴富者，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豪，而每次低价征地都会使成千上万的农民一贫如洗。 我们将这称作“征地致贫”。
低价征地对于中国农民，是比泥石流、地震、大旱大涝更可怕的灾难，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只能抢走他们一季的收成，可低价征地能永远地让他们一无所有。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在我国农村任何一个村子，最大的事莫过于征地。
农民们弄不懂什么是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土地流转与买卖土地有什么区别，那些概念只对玩弄概念的读书人有用，对于老实巴交的、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来说，所有权与使用权没有什么区别，土地流转与买卖土地原本就是一回事。
在我国农村任何一个村子，关系农民切身利益最大的事，莫过于卖地。每到此时，乡村两级政府就会与农民们关系突然紧张起来，不仅深沟高垒，甚至兵戎相见，而一亩地究竟卖了多少钱？会成为只有村长一个人知道的超级机密。这样的机密是要带进棺材，埋入坟墓的。
农民们永远不会知道一亩地究竟卖了多少钱。镇里拿走了多少，村上又拿走了多少，更不可能知道，干部们又私吞了多少。在这个时候，农民们只被告知，土地是集体的，也就是村、镇政府的。
低价征地使本来就最贫穷的农民阶层更加贫穷，可就是低价征地的征地款，还在被层层盘剥，层层克扣，到农民手里还能剩下几多？

由《大地》 (2004年 第二十期)摘录